从魔法到显微镜
一号展厅
神圣的征象
亚当的语言
有些植物看起来像人的器官，也许有能力治疗这些器官；有些植物看起来像疾病的症状，也许可以治疗这种疾病…… 在十六世纪的欧洲，植物的外观和它们的药用功效之间的关系开始被系统地理论化，成为 “征象学说”。植物中与人体部位相似的独特特征被称为该植物的“征象”，可以是其形状、颜色、质地、味道、气味或任何其他性质。
十六世纪的瑞士医生和神秘主义者帕拉塞尔苏斯（Paracelsus）认为上帝在创造事物时在上面印上征象，以便将其隐藏的药用功效传达给人类。他认为亚当直接从上帝那里获取了关于事物的征象和本质的知识，并根据万物的征象为其命名。帕拉塞尔苏斯认为，征象就是亚当使用的原初语言。
在近代早期，许多知识分子都在寻找亚当的原初语言，意在尝试恢复人类堕落以前拥有的关于自然事物本质的知识。他们认为很多非西方的象形语言文字中都有征象语言的遗存。意大利新柏拉图主义者斐奇诺 (Marsilio Ficino) 认为埃及象形文字中应该含有亚当在堕落以前的知识，因为象形文字表示了草药、树木和动物的完整形状，因此反映了事物的本质。后来，一些耶稣会士受卡巴拉传统的启发，尝试阐发汉字的所谓象征意义，认为汉字体现了事物的品质，甚至暗合了基督教的教义。
耶稣会士基歇尔（Athanasius Kircher, 1602-1680）没有去过中国，不过他在一些赴华耶稣会士的帮助下，对汉字形成了一些有限的理解。基歇尔对古埃及碑铭文字情有独钟，认为古埃及碑铭文字作为象形文字，比字母语言更能够体现事物的内在品质。在了解了汉字后，基歇尔认为汉字和古埃及碑铭文字都是象形文字，并推测汉字源于古埃及碑铭文字。
基歇尔认为汉字和古埃及碑铭文字都从自然界中获取了文字的形象，并用他所认为的原始汉字说明了这一点。如图所示，在基歇尔所举的例子中，“字”字的原始形式取自叶片，“江”字的原始形式取自鱼的形象，而“星”字的原始形式似乎被有意写成类似犹太教七枝烛台的模样，在基歇尔的用法中，七枝烛台可以象征七颗行星，而基歇尔在这里以一种“退化”的形式表现，似乎是在表达汉字是一种退化的象形文字的观点。 基歇尔：《中国图说》（阿姆斯特丹：1671年） 图片通过维基共享资源获得，来自西班牙塞维利亚大学图书馆古代藏书。CC BY 2.0
上图是基歇尔所设计的生命树，基歇尔用七枝烛台的形象表示星体世界中的七颗行星。 生命之树，基歇尔著作《埃及的俄狄浦斯》（*Œdipus Ægyptiacus*, 1652年）中的插图。 图片通过维基共享资源获得，属于公共领域。
在基歇尔看来，汉字在刻画暴烈事物时会用龙蛇的形象，空中事物会用鸟的形象，水中事物会用鱼的形象，等等。基歇尔利用龙书、穗书、鸟书、龟书、蝌蚪书等汉字书体来佐证自己的说法。
基歇尔：《中国图说》（阿姆斯特丹：1671） 图片通过维基共享资源获得，来自波兰国家图书馆，属于公共领域。
据考，基歇尔展示的书体来自明代流行的百科全书式著作《万宝全书》。这些书体一般被称为“杂体”，相当于古代的美术字，起源多是附会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中国传统的书论也会强调文字的形成源于“类物有方”。（晋·卫恒：《四体书势》)
温古子（马若瑟）：《六書實義》（1721） 图片来自法国国家图书馆，属于公共领域。
；丨，认为这七个最初的指事字体现了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学说以及天、地、耶稣之关系。 马若瑟认为“亾”（古“亡”字）、“衣”、“凶”三字为象形字，三字的造型都源于基督教的故事。比如，“亾”由“人”和“𠃊”（“𠃊”为古“隐”字）构成，象征着“维初之始，人有慝而逃”。因此，“亾”字体现了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而获罪出走的故事。 征象占星术
征象学说反映了对小宇宙和大宇宙之间的对应关系的信念：人体作为一个小宇宙，与大宇宙——星星、动物、植物、矿物——相对应并相互影响。
在《光与影的伟大技艺》（Ars Magna Lucis Et Umbrae）中，德国的博学全才和耶稣会士阿塔纳修斯·基歇尔（Athanasius Kircher）说明了小宇宙-大宇宙系统中药用植物的征象。基歇尔的示意图将身体部位与疾病、药物和星座联系起来，展示了如何将特殊的疗法嵌入到一个更大的宇宙秩序中。
显示人体、有征象的药用植物和星座之间的对应关系的示意图。阿塔纳修斯·基歇尔, 《光与影的伟大技艺》（阿姆斯特丹，1671年）。1646年第一版。图片来自史密森图书馆，公共领域。
图片来自史密森图书馆，公共领域的局部
例如，中国根（Smilax china）是一种对脚部痛风有效的菝葜种植物，因其像脚一样粗壮的根部而被指定了脚的征象。它受双鱼座的支配，自古以来，双鱼座在占星医学中一直与脚有联系。
明清之际在华耶稣会士穆尼阁（Jan Mikołaj Smogulecki, 1610-1656）和中国学者薛凤祚（1600-1680）合作翻译了《天步真原》（1648），其中的占星部分（人命部、世界部、选择部）介绍了近代西方占星术。这部分主要译自文艺复兴数学家、占星学家、医生卡尔达诺（Girolamo Cardano, 1501-1576）的《托勒密<四书>评注》（In Cl. Ptolemaei Pelusiensis IIII, De Astrorum judiciis… libros commentaria: cum eiusdem De Genituris libro, 1554）。
薛凤祚在人命部的序言——“人命叙”中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观察，建立了人与天地的相应关系，为占星学提供了合理性：
今鱼生于水，而鳞介为波纹之象；鸟生于林，而羽毛有枝叶之形。又土脉纡曲，皆作本地北极出地之度；木理回旋，皆向本地北极出地之方。有形有生皆然，而况于人。夫养生者吐故纳新，欲令形气不朽，呼者饮食之气，亦即人原秉两间之气也。吸者天地之气，亦即随时五行推移之气也，则人原生吉凶与其流运祸福有所从受，概可睹矣。
穆尼阁在译文中也强调天与人的相应关系：
而人之命与运亦天也。故言天而不及人，则理不备，言人而不本于天，则术不真。
当帕拉塞尔苏斯在《论自然物的征象》（De Signaturis Natura Rerum，1584年）中系统地论证征象学说时，他将药用植物的征象与人的胎记相比较。征象学说与面相学（physiognomy）密切相关。面相学是一种通过人的外表，特别是人的面部与动物的相似性，来解释人的特征的技艺。
吉安巴蒂斯塔·德拉·波尔塔，《植物征象学》（法兰克福，1591），该书于1588年出版第一版。惠普尔图书馆，20:20.
意大利的博学全才吉安巴蒂斯塔·德拉·波尔塔（Giambattista della Porta）是近代早期欧洲两部重要作品的作者：一部是关于植物的征象（《植物征象学》[Phytognomonica]），另一部是关于人类的面相（《人类面相学》[De Humana Physiognomonia]）。对他来说，这两种技艺遵循相同的逻辑，即通过外部标志来解读事物的内在本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