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rom Magic to Microscope

从魔法到显微镜

一号展厅

神圣的征象

亚当的语言

有些植物看起来像人的器官,也许有能力治疗这些器官;有些植物看起来像疾病的症状,也许可以治疗这种疾病…… 在十六世纪的欧洲,植物的外观和它们的药用功效之间的关系开始被系统地理论化,成为 “征象学说”。植物中与人体部位相似的独特特征被称为该植物的“征象”,可以是其形状、颜色、质地、味道、气味或任何其他性质。

十六世纪的瑞士医生和神秘主义者帕拉塞尔苏斯(Paracelsus)认为上帝在创造事物时在上面印上征象,以便将其隐藏的药用功效传达给人类。他认为亚当直接从上帝那里获取了关于事物的征象和本质的知识,并根据万物的征象为其命名。帕拉塞尔苏斯认为,征象就是亚当使用的原初语言。

在近代早期,许多知识分子都在寻找亚当的原初语言,意在尝试恢复人类堕落以前拥有的关于自然事物本质的知识。他们认为很多非西方的象形语言文字中都有征象语言的遗存。意大利新柏拉图主义者斐奇诺 (Marsilio Ficino) 认为埃及象形文字中应该含有亚当在堕落以前的知识,因为象形文字表示了草药、树木和动物的完整形状,因此反映了事物的本质。后来,一些耶稣会士受卡巴拉传统的启发,尝试阐发汉字的所谓象征意义,认为汉字体现了事物的品质,甚至暗合了基督教的教义。

耶稣会士基歇尔(Athanasius Kircher, 1602-1680)没有去过中国,不过他在一些赴华耶稣会士的帮助下,对汉字形成了一些有限的理解。基歇尔对古埃及碑铭文字情有独钟,认为古埃及碑铭文字作为象形文字,比字母语言更能够体现事物的内在品质。在了解了汉字后,基歇尔认为汉字和古埃及碑铭文字都是象形文字,并推测汉字源于古埃及碑铭文字。

基歇尔认为汉字和古埃及碑铭文字都从自然界中获取了文字的形象,并用他所认为的原始汉字说明了这一点。如图所示,在基歇尔所举的例子中,“字”字的原始形式取自叶片,“江”字的原始形式取自鱼的形象,而“星”字的原始形式似乎被有意写成类似犹太教七枝烛台的模样,在基歇尔的用法中,七枝烛台可以象征七颗行星,而基歇尔在这里以一种“退化”的形式表现,似乎是在表达汉字是一种退化的象形文字的观点。 基歇尔:《中国图说》(阿姆斯特丹:1671年) 图片通过维基共享资源获得,来自西班牙塞维利亚大学图书馆古代藏书。CC BY 2.0

上图是基歇尔所设计的生命树,基歇尔用七枝烛台的形象表示星体世界中的七颗行星。 生命之树,基歇尔著作《埃及的俄狄浦斯》(*Œdipus Ægyptiacus*, 1652年)中的插图。 图片通过维基共享资源获得,属于公共领域。

在基歇尔看来,汉字在刻画暴烈事物时会用龙蛇的形象,空中事物会用鸟的形象,水中事物会用鱼的形象,等等。基歇尔利用龙书、穗书、鸟书、龟书、蝌蚪书等汉字书体来佐证自己的说法。

基歇尔:《中国图说》(阿姆斯特丹:1671) 图片通过维基共享资源获得,来自波兰国家图书馆,属于公共领域。
据考,基歇尔展示的书体来自明代流行的百科全书式著作《万宝全书》。这些书体一般被称为“杂体”,相当于古代的美术字,起源多是附会。值得一提的是,中国传统的书论也会强调文字的形成源于“类物有方”。(晋·卫恒:《四体书势》)
温古子(马若瑟):《六書實義》(1721) 图片来自法国国家图书馆,属于公共领域。
耶稣会士马若瑟(Joseph Henri Marie de Prémare,1666-1736)著有《六书实义》,阐发了《说文解字》“六书”概念(象形、指事、会意、形声、转注、假借)。马若瑟称“书契其代天之言”,为汉字赋予了神秘的含义,并认为“指事者,六书之中最先而至要也”,虽然指事字“无形无象”,却是“万象万形所出之原”,是所有汉字的基础。马约瑟断定指事字不过“七文”:丶;一;=;≡;二;er;丨,认为这七个最初的指事字体现了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学说以及天、地、耶稣之关系。 马若瑟认为“亾”(古“亡”字)、“衣”、“凶”三字为象形字,三字的造型都源于基督教的故事。比如,“亾”由“人”和“𠃊”(“𠃊”为古“隐”字)构成,象征着“维初之始,人有慝而逃”。因此,“亾”字体现了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而获罪出走的故事。

征象占星术

征象学说反映了对小宇宙和大宇宙之间的对应关系的信念:人体作为一个小宇宙,与大宇宙——星星、动物、植物、矿物——相对应并相互影响。

在《光与影的伟大技艺》(Ars Magna Lucis Et Umbrae)中,德国的博学全才和耶稣会士阿塔纳修斯·基歇尔(Athanasius Kircher)说明了小宇宙-大宇宙系统中药用植物的征象。基歇尔的示意图将身体部位与疾病、药物和星座联系起来,展示了如何将特殊的疗法嵌入到一个更大的宇宙秩序中。

显示人体、有征象的药用植物和星座之间的对应关系的示意图。阿塔纳修斯·基歇尔, 《光与影的伟大技艺》(阿姆斯特丹,1671年)。1646年第一版。图片来自史密森图书馆,公共领域。

图片来自史密森图书馆,公共领域的局部

例如,中国根(Smilax china)是一种对脚部痛风有效的菝葜种植物,因其像脚一样粗壮的根部而被指定了脚的征象。它受双鱼座的支配,自古以来,双鱼座在占星医学中一直与脚有联系。

明清之际在华耶稣会士穆尼阁(Jan Mikołaj Smogulecki, 1610-1656)和中国学者薛凤祚(1600-1680)合作翻译了《天步真原》(1648),其中的占星部分(人命部、世界部、选择部)介绍了近代西方占星术。这部分主要译自文艺复兴数学家、占星学家、医生卡尔达诺(Girolamo Cardano, 1501-1576)的《托勒密<四书>评注》(In Cl. Ptolemaei Pelusiensis IIII, De Astrorum judiciis… libros commentaria: cum eiusdem De Genituris libro, 1554)。

薛凤祚在人命部的序言——“人命叙”中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观察,建立了人与天地的相应关系,为占星学提供了合理性:

今鱼生于水,而鳞介为波纹之象;鸟生于林,而羽毛有枝叶之形。又土脉纡曲,皆作本地北极出地之度;木理回旋,皆向本地北极出地之方。有形有生皆然,而况于人。夫养生者吐故纳新,欲令形气不朽,呼者饮食之气,亦即人原秉两间之气也。吸者天地之气,亦即随时五行推移之气也,则人原生吉凶与其流运祸福有所从受,概可睹矣。

穆尼阁在译文中也强调天与人的相应关系:

而人之命与运亦天也。故言天而不及人,则理不备,言人而不本于天,则术不真。

当帕拉塞尔苏斯在《论自然物的征象》(De Signaturis Natura Rerum,1584年)中系统地论证征象学说时,他将药用植物的征象与人的胎记相比较。征象学说与面相学(physiognomy)密切相关。面相学是一种通过人的外表,特别是人的面部与动物的相似性,来解释人的特征的技艺。

吉安巴蒂斯塔·德拉·波尔塔,《植物征象学》(法兰克福,1591),该书于1588年出版第一版。惠普尔图书馆,20:20.


意大利的博学全才吉安巴蒂斯塔·德拉·波尔塔(Giambattista della Porta)是近代早期欧洲两部重要作品的作者:一部是关于植物的征象(《植物征象学》[Phytognomonica]),另一部是关于人类的面相(《人类面相学》[De Humana Physiognomonia])。对他来说,这两种技艺遵循相同的逻辑,即通过外部标志来解读事物的内在本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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